買軟件搶醫院號源"地盤"移至網絡空間

時間:2019-12-11 09:38:00作者:徐競然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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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販子2.0版

  普通掛號者還在“百米跨欄”時,“梁先生”已經抵達終點。“梁先生”是北京一位號販子的微信ID,積水潭醫院的骨科、宣武醫院的神經內科、腫瘤醫院的腫瘤科,他都有辦法掛上號。

  但他最熟悉的還是一家以眼科聞名的大醫院,畢竟12年前,梁玉從河南老家到北京,為的就是到這家醫院看眼疾。

  他稱得上是“久病成醫”了:給自己掛號,掛著掛著,摸清規律,發現了“商機”。為了搶號,他在冬天半夜排過隊,也曾一個人操縱幾十部電話,從放號前一天夜里就給掛號平臺打電話,保持占線,等著放號時再搶。用倒號掙來的錢,他給自己看病,后來病治好了,他也沒舍得離開醫院。

  直到2019年,他被迫告別醫院時,多了一個身份:北京市首例利用軟件搶占醫院號源案件中的關鍵人物。

  警察見到他時,他桌子上擺著一臺電腦和11部手機用于搶號。

  承辦案件的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張洪銘說,就像發現了一顆葡萄,順著藤就能扯出來一串。“梁先生”牽出了一串號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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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從“傳統”號販子經營模式一路走來,梁玉覺得越來越不好干了。一是打擊號販子力度越來越大,二是醫院紛紛實行了網上掛號。

  2018年,在一次同行“業務交流”時,他聽說可以花錢制作針對“京醫通”平臺——北京市屬醫院官方掛號平臺——的搶號軟件,當時就心動了。

  雖然只有高中學歷,對計算機也不了解,但懷著“與時俱進”的心態,梁玉在一個編程學習交流論壇發布了自己的需求:“想要一款搶醫院掛號的軟件”。

  只花了6000元,梁玉就擁有了一款面向北京20余家醫院的搶號軟件。一位程序員聯系他,為他“實現需求”——提供軟件,傳授用法,還遠程幫他在電腦上安裝了軟件。

  梁玉所做的只是把程序員隨手命名的安裝包“京醫通27”,在電腦里重命名為“京醫通666”。

  這款軟件的確順順當當地為他帶來了財富,當然,這是在將他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送上法庭之前。

  自2018年7月22日至9月20日,不到兩個月,梁玉在北京一條胡同的出租屋里,搶了700多個號,普通號大概賣200元一個,100元的專家號能賣到2000元。

  因為覆蓋的醫院多了,搶到的概率高了,梁玉比過去賺得更多了。他不必徹夜排隊了,算法替他跑腿。

  算法避開了京醫通平臺設置的層層驗證,直接連接到醫院的放號端口,相當于從源頭截住號源。當普通人掛號失敗需要返回原點重新“跨欄”時,算法的自動高頻刷號與同時搶多個號功能,則讓梁玉能夠一直站在終點反復迎接勝利。

  在梁玉看來,用軟件只比不用軟件“稍微快點”。但根據京醫通的測試數據,普通人正常掛號頻率不高于每分鐘1.72次,而搶號軟件的頻率卻是正常掛號頻率的成百上千倍。

  2018年9月末,梁玉回了河南老家。因為有了軟件,只要有網,哪里都不耽誤“業務”。自2018年10月2日到2019年1月9日——他被專案組在河南抓獲的前一天,他又掛了近200個號。

  梁玉搶的這近千個號中,幾乎都是熱門號,為他總共掙了約有10萬元。

  有些“冷門”的號,他覺得根本沒必要用軟件搶,用手機正常掛就可以掛到,但“外地來的患者不懂”。不懂掛號的、沒空為掛號費心思的、想掛熱門號的,這三類群體,是他的潛在服務對象。從外地到北京求醫的患者往往同時滿足多項。

  吉林一位患者一個月內找他掛了12次,都是眼科。一個月內找他掛了9次號的一位內蒙古患者,掛完眼科又掛了腎內科。

  “梁先生”的微信賬戶里,幾乎是滿屏的金額為200、300、1000或2000元的收紅包記錄。

  隨著專項整治號販子行動的開展,回頭客以及回頭客帶來的“客戶”,構成了他基礎的客源。微信名片的傳遞擴展了號販子的生意版圖,二維碼代替了原來的紙質名片和小廣告。號販子拉客戶,不再比在醫院見到病人誰迎上去得早,誰面相“看起來像個好人”,買賣雙方甚至不需要見面,微信ID“梁先生”替梁玉行走江湖。

  一個外地年輕人還記得自己掛號時,“什么能用的方案都用了”,就是掛不上。放號前夜,大冬天深夜1點,放號的地方還沒開門,他就到了醫院,看著前面到得比自己還早的人,他覺得“(掛號這事)根本不給自己機會,不知道這些人是從哪鉆出來的。”線下沒排上,就從網上掛,提早蹲守,但瞬間就已掛滿。

  最后,他妥協了也“輕松”了,找了一個號販子,“上午和對方說想掛什么,半小時后就有回復,到現在為止沒有沒掛到的”。3年里,他斷斷續續聯系了8次自己在醫院門口認識的號販子,還把對方推薦給了5個親友,他被調侃成“老家人在北京看病的樞紐”。“不同號不同價,隨市場需求浮動,最低300元起”,談起要比標準掛號費多花的錢,他說:“老家人既然來了北京看病,就知道少不了這一道。”

  據梁玉后來交代,隨著搶號軟件的出現,號販子的格局發生了變化,地盤大小從地理位置轉移到了網絡空間:不用搶號軟件的已被時代“甩下”。有人“通搶”入駐“京醫通”平臺的醫院,但也有人“打通垂直領域”,手持為某醫院獨家定制的搶號軟件,主攻某家有獨立掛號平臺的醫院……

  過去,號販子之間的競爭十分“原始”。肉眼可見的爭端屢有發生。2013年,在北京一家醫院里,一名號販子與其他號販子因排隊發生沖突,他掏出斧子砍向對方,一把斧子摔掉,他還能掏出第二把。此外,還有人在醫院里推推搡搡、拳打腳踢、扇臉揪頭發,甚至用鑰匙鏈上拴著的紅酒起子扎人……而現在,軟件后面的競爭要“文雅”得多。能不能賺到錢,拼的是算法和人脈。

  “梁先生”的微信名片被掛號者推來推去。一樁陌生人間的交易能在15條對話內完成。始于“你好,是××推薦的,我想掛號”,終于一張顯示掛號成功的截圖與一個紅包。

  2

  李鳳翔是在一個名為“誠信贏天下”的號販子微信群里認識“梁先生”的。

  群里很熱鬧:有人發“宣武醫院一手號源,出號穩定,價格美麗,絕對靠譜,歡迎各位老板加好友”;有人問“上海瑞金的能掛嗎”;有人聲稱除了掛號,做CT、核磁、彩超檢查也能辦;還有人把一篇打擊號販子的報道鏈接甩進群里。

  李鳳翔到北京打工,后來參與倒號,因為倒號被行政拘留過,出來后重操舊業。他沒有搶號軟件,只能單純地憑手速和熟練度在手機上幫人掛號,更多的號,他掛不到。但8年的倒號生涯,他積累的是人脈,患者找到他,他掛不了就聯系“梁先生”——我出客戶,你出技術,賺的錢一人一半。

  李鳳翔和患者的對話并不冷冰冰,他很少單刀直入地和對方談錢。找新客收專家號“定金”,他會慢慢地跟對方解釋,“我做這行8年了,基本全靠回頭客,不至于騙您幾百塊錢”。

  一位女患者說自己想檢查一下,想掛某醫院特需門診,李鳳翔建議,檢查一下沒必要掛那么好,但要是不放心就掛吧。患者甚至向他描述病情,聽取他的建議。最后,這位女士通過他,給自己掛了一個看乳腺的號和一個看慢性萎縮性胃炎的號,還給丈夫掛了個看甲狀腺的號。

  互聯網時代下,這個在號販子叢林戰爭中“沒有槍的獵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個掮客。

  在那些取名“奮斗團”“共同努力 擁抱健康”之類的微信群里,號販子們完成資源的置換。三甲醫院、重點科室、教授專家的名字在群里被談論得十分平常隨意,像市場上隨時有貨隨時補貨的大眾商品。

  陸存杰也是在微信群里認識了“梁先生”。這位一家醫院旁的旅店老板表示工作性質使然,“難免會被住店的客人問到能不能幫忙掛號”。最早,他幫親戚朋友找過幾次“梁先生”。后來他參與倒號,“一是為了幫點忙,二是掙點錢補貼家用”。

  直到給梁玉提供客戶的事被發現,被警方傳喚,他才意識到“自己錯了”。

  雷瀟是另一位為梁玉提供客戶的人,不同的是,他與梁玉是線下就認識的老熟人,兩人曾同在北京一家KTV打工。

  雷瀟曾走在“行業前端”,2010年開始倒號,建了一家專門宣傳掛號的網站。“現在不續費不好用了,但那時只要一搜我手機號就能搜出來。”他說。

  2011年,他因倒號被北京市公安局抓獲,并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判處一年零三個月的勞教。釋放后,他遠走云南,在麗江經營民宿。2018年8月,把自己在北京使用過的手機卡重新補卡后,雷瀟發現8年前倒號認識的老主顧們還會聯系自己,病人們給他打電話說“需要繼續看病,要專家號”。這種召喚充滿誘惑,據他回憶,那時他的父親正在生病,需要錢。他再一次聯系了老朋友“梁先生”。

  于是云南的民宿老板雷瀟攜手躲在北京胡同里的梁玉,給天南海北的患者們遠程遙控著北京各大醫院的掛號配置。

  3

  曾與他們在同一家KTV打過工的孫江成,后來也被“好心的”老鄉拉了一把,拉入了行,因為“有錢掙,比上班掙錢”。這是大多數號販子的下海軌跡——來京務工,熟人介紹。2014年左右,靠著倒號,孫江成月入七八千元。

  目睹過號販子們為一個號在醫院里大打出手的孫江成,看到微信群內有人討論“搶號軟件”,決定跟上。付費6000元,2018年11月,他也擁有了一款搶號軟件。

  相比之前每天排兩個號,用了軟件的孫江成平均一天可以刷4個。他不是“事業心特強”的人,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靠天收”,從不主動出擊,只等著之前的熟客和熟客再介紹的人找上門來,月入過萬元。因為能掛上常人難搶的號,他在親戚眼中“和別人不一樣”。

  唯一需要較勁的難點在于軟件——搶號軟件與掛號軟件在算法上的博弈。非專業人士孫江成能做的是調節軟件的搶號頻率,雖然軟件馬力全開時每分鐘能搶幾千次,但孫江成謹慎地把它控制在“每3秒鐘搶一次,最多刷半小時”。

  為了可持續致富,這是他反復試驗后求得的平衡,“不能搶快了,搶快了賬號異常系統會顯示錯誤”。而在他搶號之初,平臺還沒有這樣的限制。

  京醫通平臺一直在與號販子斗智斗勇。《2018京醫通就醫數據報告》顯示,2018年,京醫通智能防黃牛系統,共限制倒號者20835人次:其中攔截微信賬號8345個、京醫通卡及醫保卡10989張、身份證號1366個,限制電話號碼135個。同時,攔截機器刷票累計56118人,42088500次;攔截長時間異常刷票累計19513人,14634750次。

  監測到后臺異常,掛號平臺會升級軟件,出臺限制策略,想再搶到號,對應的搶號軟件也必須再次升級。但顯然,這場攻防間的競賽里,更復雜的情況不是孫江成能解決的,他需要求助于專業人士。

  孫江成和梁玉用的是同一款軟件,制作軟件的是廣東揭陽的一家軟件創業公司。

  這家公司共制作了五款搶號軟件:一個搶“京醫通”平臺的、搶某軍區醫院的、搶某口腔醫院的、搶某大學醫院的和一個配合搶號軟件使用的小程序。其他正經點的,照相機美化軟件、倉儲軟件、辦公系統,他們做;不正經的,比如博彩網站的插件、幫學生自動搜答案的答題軟件,這里也做。

  年齡最大的生于1991年,年齡最小的生于1995年,4個大學生畢業后創業,建立起這家公司,一人任總經理,剩下三個都是總監。他們瀏覽各大專業論壇上的帖子找活兒,“技術上能不能實現客戶的需求”是他們接單的唯一標準。

  搶號軟件是技術總監張靈航眼中性價比高的單子,技術不難,掙得不少。不過據他回憶,如何實現搶號需求還是梁玉自己提供的思路,“你可以試試多頻率、高頻率地去搶那個號”。

  雖然隱隱感覺對方要做的事“不太好”,但根本沒想到犯法,加上公司起步缺乏資金,張靈航不愿想太多,他寧愿相信對方只是幫家人搶號。

  張靈航有自己的理想,編程給他成就感,他想創造一份事業,“做一款真正的產品”。他覺得現在這些小活都不能算真正的產品,但想做成真正的產品需要錢,現在只能接點小活兒打打底。

  但現實追不上理想,他也知道,僅在廣東揭陽這樣的小公司就多如牛毛,更別提其實有的活兒不必成立公司,個人都能接。

  說起技術相關,張靈航切換成了另一個狀態,以一個姿勢窩在看守所椅子上平靜敘事的他,坐直了,語氣抑揚頓挫,節奏變快,講話時還帶上了手勢。他說“我技術還不錯”,聊起使用的編程語言、大學時參加過的網絡攻防大賽,他說“我是第一名”……他罕見地話多了,直到被檢察官打斷,才“說回案子相關”。

  張靈航接了單子,按照制作軟件的工時和程序設計師的標準工資,找梁玉收費6000元,幫著遠程安裝,還提供了幾次軟件升級。

  據張靈航的同事交代,他們是一次升級中發現“京醫通”公告里提示——如果存在刷號行為將追究法律責任,才意識到刷號是違法的,不能碰。

  “我得營造出一種想要合作的感覺。”張靈航說,他試探過梁玉,問“你的號是怎么賣的”。梁玉沒說實話,告訴他“一個號加20-50元”。

  張靈航最不愿面對的事確認了,對方果然是個號販子。

  自從知道了對方的身份,他就決定不做了。同事們也紛紛說不做了,意見一致。他拒絕了升級軟件的下一次“需求”。

  這是他能想到的全部解決辦法。他覺得事情到此結束了,沒咨詢過法律界人士,也沒在網絡上主動檢索過類似信息,因為太忙了,“我是搞技術的嘛,我要做工作,帶團隊,還要再自學新知識”。

  直到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被公安機關拘捕,一直致力于突破技術的張靈航不得不停下來思考技術的邊界。

  在接受訊問過程中,張靈航曾主動表示,“我希望用我們的電腦專業特長協助公安機關工作,爭取有立功表現。”

  在檢察官張洪銘印象中,“張靈航聰明,好學,是學校里的好學生”。他見過張靈航的一沓證書,“三好學生,計算機專業比賽的獎項,他都得過,好多呢。”

  張洪銘也聽過張靈航帶點自豪地回憶自己大學的高光時刻——參加黑客大賽攻擊對方靶機并取得勝利。

  但他下意識地打斷張靈航的敘述,叮囑:“你可千萬別在現實世界里干啊,那個進去的時間更長。”

  4

  張靈航說得沒錯,他的技術不是不可替代的。

  在同一個論壇上,梁玉張貼了軟件出錯的截圖,留言問誰能幫他弄好。這次,好幾個人找了他。他挑了一個,把軟件壓縮包發過去,對方很快維護好了。

  孫江成在百度貼吧里找到了一家浙江諸暨的軟件公司,花了5000元又買了一款搶號軟件,還順手把安裝包又賣給了自己在微信群里認識的人,賣了1.2萬元,轉手凈掙7000元。

  檢察官沒忍心告訴張靈航,孫江成后來5000元買的軟件,不僅便宜,效果更好。

  目前,刑法對倒賣車票、船票的票販子有明確入罪規定,但對于倒賣醫療機構掛號憑證的號販子,尚沒有針對性規定。

  傳統的號販子,多以擾亂公共秩序與倒賣有價票證等原因受到行政處罰。但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倒賣有價票證的規定,拘留15天和罰款1000元就是對醫院號販子的“嚴厲”懲罰。

  但現在,使用搶號軟件的網絡搶號行為,對醫院掛號平臺中正常掛號的網絡傳輸數據進行了修改,直接違反刑法規定的“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號販子們大概率面臨刑事處罰。

  最終,梁玉、雷瀟、李鳳翔因非法所得超過5000元,屬于司法解釋規定的“后果嚴重”情形,被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陸存杰因與梁玉的共同違法所得不到1000元,達不到“后果嚴重”的入罪標準,檢察院對其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張靈航被認定為共同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當初,抓到“梁先生”十分偶然。北京市東城分局東交民巷派出所民警在一次行動中抓捕了一名號販子,然后一個交代一個,找到了梁玉。

  據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消息,北京市安排了12個暗訪組每周開展巡查,建立了醫院“號販子”密度指數,對20多所醫院進行排序并每周通報,還建立了衛生健康、公安、市場監管、網信等部門聯動機制,對重復掛號、掛多個科室號的異常行為梳理、清理并整頓。對經查證屬實的“號販子”案件,實行“一案三查”,即查“號販子”本人、查與“號販子”相勾結情況、查充當“號販子”“保護傘”問題。

  此外,北京目前已有30余家醫療機構配備了人臉識別系統,重點醫院將共享2017年以來被公安機關處罰的2100余名號販子的頭像和身份信息。一些醫院掛號軟件還在審核時增加了上傳監護人手持證件照環節,一個身份證號碼只可注冊一次。針對“號販子”利用刷號軟件刷取號源的行為,掛號系統通過服務器檢測一段時間內頻繁操作軟件的用戶,封鎖其IP地址。

  至于看似通過號販子掛到了號的“既得利益者”,“京醫通”平臺曾提醒,“不要把您的個人信息交給號販子,個人信息存在被泄露、盜用的巨大風險。”

  “號販子破壞的是醫療秩序和就診權的公平公正。患者打開醫院的官方掛號軟件,發現又沒號了,怎么老掛不上號?這不也是對國家公信力的傷害嗎?民眾的內心是很難接受的。”檢察官張洪銘說,“這也是要一網打盡號販子的原因,只有這樣才是公平的。只打掉了幾個人,號源還是被壟斷的,普通人還是掛不到,號販子反而少了競爭者。”

  掛號是門學問,瑩瑩(化名)早就發現了。2016年,由于神經系統疾病,瑩瑩來到北京協和醫院治療。一開始她也不知道怎么掛號,但不愿意找號販子,先向有經驗的朋友請教,了解到協和醫院用于掛號的手機App,后來又在協和導醫系統的幫助下,掌握了自助掛號機、114電話等多渠道掛號方式。協和的急診和門診她都看過,從未找過號販子。

  她覺得“看病是個剛需”,學會了掛號,既能自助也能助人,萬一家人朋友需要,也能派上用場。在她看來,病急亂投醫的、人生地不熟的、以及壓根兒沒琢磨過怎么看病的人,很難一下子掛對號,而“號販子打的就是信息差”。

  在張洪銘看來,問題的根源在于醫療資源的不平衡,但刑法是維護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線,處罰只是一方面。醫院掛號平臺的技術升級,法規條例的完善,勞動就業機會的保障、包括分級診療在內的醫療資源配置……消滅號販子,需要綜合治理。

  “他們想犯法嗎?不想,他們想的是掙錢,只是掙錢。”他說。

  “誰都知道別人的東西不能拿,排隊不能加塞,你說對不對?”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李楠說。

[責任編輯: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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